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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老兵聊社会创业

2022-09-16 07:33:34


6年没有一分钱去返回给需要的人,所有的开支都会被投资和用来建立所需要达到的规模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让这个组织里面的人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丹·帕洛塔(Dan Pallotta)是谁?


丹·帕洛塔生于1961年,现年59岁,19岁仍在哈佛上学时就已经在“哈佛体验饥饿”的学生慈善组织当主席。

这个组织干的事情就是招募学生,然后搞集体禁食的活动。通过不吃饭,来体验和理解饥饿的人所感受到的痛苦。一年两次,每次能募集到大约2000美元。

丹在哈佛学习的是发展经济学。他当时就发现,世界饥饿问题的规模十分宏大,与他在学校能搞的捐款比起来就是杯水车薪。这件事情从现在看来可能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再后来他创立并运作过多个美国知名的慈善项目--“乳腺癌3日步行”,“艾滋病骑行”,以及“走出黑暗预防自杀夜行”。

目前他是企业家,作家和人权活动家。本文根据他在2013年的TED讲座进行整理。


他讲了什么?


第一段核心观点,慈善活动做得非常不足

(今天)我想要谈谈社会创新以及社会创业。

社会创新,指的是用新的更好的方式来解决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改善工作环境(例如怎样让老板按时发工资,不拖欠),提高教育水平(例如怎样让老师在课堂上把关键内容都讲了,不要留到补习班),发展社区文化(例如怎样让广场舞不扰民)

社会创业,指的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创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创立针对穷人的微型贷款的穆哈穆德·尤努斯。他于2006年因为该贡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恰巧有三胞胎,他们很小,现在就5岁大。有的时候我告诉人们我有三胞胎,他们会说,真的吗?有多少?(观众笑声)

观众发笑是因为三胞胎和三个孩子在英文里面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显示出问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没有认真听或者没文化

这里是这些孩子的照片,他们分别是萨者,安娜丽莎和莱德。

同时我也是一个同性恋。

既当同性恋同时又是三胞胎的父亲,是目前为止我所做过的最社会创新,最社会创业性的事情。

我真正想要在今天谈论的是有关慈善的话题。

我想要谈谈我们是怎样被灌输了什么是给予,慈善和非盈利组织。 以及这些灌输来的想法是怎样以我们没有想到的方式,破坏我们真正关注的社会目标和我们想要改变世界的想法的。

但是在我做这件事情之前,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甚至是否相信非盈利组织也能在改变世界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

很多人都说现在商业会推动经济发展,而社会商业则会把其他的都搞定。我确实相信商业会将人类的大部分领域都向前推动,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它总会留下10%或者更多的,不幸的人。

社会商业也需要市场,而且这里有一些问题,(例如)你甚至不能够明确做这样的市场需要多少钱。

(现在)我在一个给残疾人服务的慈善机构的董事会任职。

这些人需要欢乐,同情和爱。你怎样把这样的需求变成能挣钱的生意呢?

这就是这些非盈利组织和慈善家大显身手的地方了。

慈善事业就是爱的市场,它是一个任何其他市场都无法覆盖到的市场。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的话,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所讲的,一个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的世界,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那么非盈利组织就会成为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部分。

巴克敏斯特·富勒是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哲学家,作家,设计师,发明家,出版过30部书籍,28项美国专利以及许多荣誉博士学位。其中他提出的富勒球的概念启发了三位化学家,这三位化学家之后获得了199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但是目前看来并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的乳腺癌慈善组织,距离找到乳腺癌的解决方案,还非常遥远?

为什么我们为流浪汉提供服务的慈善组织,对在任何一个大城市解决流浪汉问题仍然束手无策?

为什么美国的贫穷人口长期维持在12%,40年都没有变?

美国的贫穷人口长期在10-15%之间波动,见下图,也就是大约4千万美国人,差不多相当于中国一个黑龙江省的人口。其中有5%的人特别贫穷。


这个答案就是,这些社会问题的规模非常巨大,但是我们的组织相对来说就非常渺小。

并且我们的价值观念会使得这些组织一直都会这么小。

第二段核心观点,我们对待盈利与非盈利组织用了双重标准。

我们有两套规则,一套规则是给非盈利组织的,另外一套规则是给世界上的其他组织的。

这和南非当年的人种区分制度差不多,它以五种方式来歧视慈善组织。

南非的人种区分制度是将人分为白人和非白人,南非的制度之所以被拿出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官方法律的条文保护。比如医院,学校,酒吧等公共设施都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见下图,是用来标记只允许白人进入的区域。此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Beyond乐队知名歌曲《光辉岁月》描述的人物曼德拉,就是想要破除这种制度被关进监狱27年。


第一种歧视的方式是薪酬。

在盈利组织的体系里面,你创造越多的价值,你就挣越多的钱。

但是我们不喜欢非盈利组织去使用钱来激励员工,以使得他们在社会服务领域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我们对帮助别人而挣钱的人会有一种非常负面的情绪。

有意思的是,我们对“不帮助”别人而挣了很多钱的人没有这种负面的情绪,比如你通过给少年儿童销售暴力游戏,挣了五千万美元,我们会把你的肖像放在《连线》杂志的封面上。

《连线》杂志,创刊于1993年,是一个美国出版的月刊杂志,杂志最大的特点是聚焦在科技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包括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层面。因此也被归类为泛科技杂志。技术领域内非常知名的图书《失控》的作者凯文·凯利是该杂志的创始执行主编。小米公司CEO雷军曾经上过该杂志英国子刊的封面。


但是如果你通过给非洲儿童治疗疟疾,挣了五十万美元,你就会被当作人渣,社会的寄生虫。

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我们的道德标准,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道德体系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副作用。

这就是它会给我们一个完全矛盾的选择,在照顾好你自己和家人的物质生活,以及照顾好这个世界之间形成一个矛盾。

特别是对大量的,每年从世界上最顶级的大学里面毕业的,最聪明的学生来说,他们本可以在非盈利的领域里面做出极为重大的贡献,但是现在却必须要去盈利的组织里面工作。因为只有极少数人想一辈子做重大的经济牺牲。

《商业周刊》曾经做了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毕业了十年的获得过工商管理硕士的人。

《商业周刊》杂志,创刊于1929年,是全球最大的商业杂志,2009年时被美国彭博社收购,更名为《彭博商业周刊》。该杂志平均每两年会对全球的工商管理硕士项目进行排名。

调查会看他们的收入水平。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平均年龄38岁的工商管理硕士的年收入中位数(包含奖金)是40万美元。

同年有每年5百万美元捐款的医疗慈善组织的CEO的平均收入是23万美元。

而解决饥饿问题的慈善组织的CEO的平均收入是8万美元。

你不能轻易地让一个具有能挣40万美元才能的人,每年做出31.6万美元的牺牲来让他做饥饿慈善组织的CEO。

有些人说,你说的不对,那些有工商管理学位的人都特别贪婪。其实不一定,他们可能是很聪明的人。

因为那个人只要一年捐款10万美元去那个饥饿慈善组织,省下5万美元的税,然后仍然多挣27万美元一年,接着被称为慈善家,因为他捐了10万美元给慈善组织。

美国税务体系与中国不同,慈善捐款可以减小所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而且慈善捐款操作流程相对简单,只要个人报税时填入相应的数字即可。中国个人所得税一般由纳税人单位的财务代收代缴。对国家级非盈利机构的捐款(比如中国红十字总会),可以予以全额扣除。2018年的个人所得税修正案也在研究类似美国的更灵活的减税。

他甚至有可能,因为这笔捐款,而坐在慈善组织的董事会里面。

接着可以监督那个当初决定当饥饿慈善组织CEO的傻子。

并且一辈子拥有这种力量,影响力,加上公众的赞誉。

第二种歧视的方式是广告和市场营销。

我们告诉盈利组织的是,砸钱在广告上,直到把钱花光。

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捐款被花在广告上。

我们的态度是,如果你能够让电视台把凌晨四点的广告时段捐出来,我没意见。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捐款被花在广告上面,我希望我的钱给那些需要的人。似乎投在广告上面的钱就不能够带来更多的钱,不能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在90年代,我创建了致力于解决艾滋病的长距离自行车项目。

以及60英里长的乳腺癌三天步行项目。

在接下来的9年时间里面。我们有18万2千名参与者,他们一共捐出了5亿8千万美元的钱。

他们捐款的数额比任何历史上类似活动的数额都大,效率比任何历史上类似活动的效率都高。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是肯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而不会只满足于做力所能及的一点点。

但是要做到这点的前提是,你得要别人知道这件事,知道他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得这么好,有这么多人的参与,完全是因为我们当时购买了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的整版广告,以及在黄金时段的广播和电视广告。

纽约时报,创立于1851年,是美国销量第三大报纸。报道获得过127个普利策奖,也就是美国新闻类最高奖项,超过任何其他的报纸。传统上被认为是美国的左派媒体,也就是支持民主党,反对特朗普的媒体。

波士顿环球报,创立于1872年,是美国销量第十大报纸,传统上被视作美国最令人尊敬的报纸之一,其报道2001-2003罗马天主教牧师性虐待案被改编成2015年上映的电影《聚焦》,立场也偏左派。

你可以设想一下,我们如果用在洗衣房散发的小广告会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洗衣房,美国人有在外面的洗衣房洗衣服的习惯,所以这是一个常见的小广告投放渠道,这点和中国不同。根源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洗衣机的发明。当时的洗衣机大且价格高昂,所以会有专门的洗衣店来运营,相当于“共享洗衣机”。而且洗衣后会有专门的高温烘干过程,可以杀死可能残留的细菌,避免混用带来的交叉感染,所以洗衣机的发明也在当时被认为对妇女的解放运动有直接的贡献,见下图。

从我们1970年开始测量以来,慈善支出在美国的GDP占比长期都徘徊在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因为它告诉我们,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面,非盈利组织不能够获得任何更多的盈利市场的份额。

你想一下就会知道,一个板块怎么可能从另一个板块里面获得市场份额,当它都不被允许进行市场营销的时候。

中国捐款占比是多少呢?据新华网2018年报道显示,中国慈善捐赠总额约1499.86亿,占同年GDP的0.18%,其中个人捐款占比是23%,也就是个人捐赠占GDP比重为0.04%。注册在英国的慈善援助基金会,2016年报告中显示的统计数据如下图。


如果我们告诉任何大众消费品牌,你们可以对你们产品的任何好处做广告,同时对慈善组织说,你们不能对你们做的好事做任何的宣传。那你觉得人们的钱会流向什么地方去呢?

第三种歧视的方式是不愿意在能产生更多收益的想法上冒险。

迪士尼可以投资2亿美元拍一部电影,然后没人看,投资打水漂,不会有人告到美国司法部。

这里想说的是专业人士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如果把“打水漂”定义为收益不到投资的一半,美国1999-2018年通过院线大规模发行的三千多部电影中有约18%,544部电影符合这个标准。


但是如果你搞一个针对穷人的一百万美元的慈善募捐活动,并且它不能在十二个月内就收回75%的回报的话,你的人品就会被别人质疑。

所以非盈利组织非常地不愿意去尝试和创新,去使用新的勇敢,大胆,大尺度的新的募捐活动,因为担心如果这样的方式失败了,他们就会声名狼藉。

我们都知道,创新和失败是密不可分的,当你限制失败,你就杀死了创新。你在募款活动里面杀死了创新,你就不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没有更多的收益你就不能成长,你不能成长的话就不可能去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

第四种歧视的方式是时间。

美国的亚马逊6年时间没有给投资者任何的利润。 人们有足够的耐心,(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长期的目标在那里,要先打好基础,建立在市场里的绝对优势。

亚马逊公司目前市值约一万亿美元。创始人杰弗里·贝索斯长期使用把所有的盈利全部放在增长里面的策略,或者说烧钱策略。公司历史净利润见下图,数字单位是十亿美元。在2001年左右,最高峰时一个季度亏五亿美元。


但是如果一个非盈利组织有梦想去建立一个巨大的,需要6年时间来建立的慈善组织的话。6年没有一分钱去返回给需要的人,所有的开支都会被投资和用来建立所需要达到的规模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让这个组织里面的人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第五种歧视方式是分配利润以吸引风险投资的能力

盈利组织可以给人们分配盈利,这样就可以吸引别人的投资从而去尝试新的想法。但是你不能在非盈利的组织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盈利组织就能够对接数以万亿计的资本市场,而非盈利组织就只能忍受没钱没人的痛苦。

当你把这五件事情放到一起:

你不能使用钱去吸引人才离开盈利组织。

你不能使用盈利组织的类似方式去打广告以吸引更多的人。

你不能像盈利组织那样,为了获得更多的捐助而冒险。

你没有像盈利组织那样足够长的时间来寻找好的模式。

你没有一个股票市场来支持非盈利组织的融资。

这就等于你把非盈利组织放置在极端不利的境地。

如果我们对这种不同的规则有任何的怀疑的话,这些统计数字就会让人清醒,从1970年到2009年,真正成长了的非盈利组织的数量,也就是超过了5千万收入这条线的非盈利组织,有144家,在同样的时间,盈利组织成长到同样标准的一共有46136家。

我们在处理的是大规模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的组织却还处在极小的规模。真正成长壮大了的 只有像可口可乐或者汉堡王一样的公司。

那我们为什么这样想呢?

和大多数疯狂的美国教条一样,这些想法来自于清教徒的信仰。

清教徒来到美国是出于宗教目的,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但是他们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挣大量的钱。

他们是虔诚的宗教徒,同时也是非常激进的资本家。这些人在所有的殖民者中被指责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人。

但同时,这些清教徒也是信仰加尔文主义的。所以他们被教育去恨自己。他们被教育为个人利益是一个汹涌的大海,是一条确切的通往永恒的谴责的道路。

加尔文主义,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主要分支。来自于16世纪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他的主要主张是,人一出生就是完全堕落的,因为人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违抗了上帝的旨意偷吃了禁果,犯了原罪。有点类似中国的家庭出身,就是如果你的出身不行,你干什么都不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样就给这些人造成了一个真实的问题。他们穿过大西洋来到美国挣钱,但是挣这些钱又会把你送到地狱去,那他们怎么办呢?

所以,慈善成为了他们的出路,成为了他们经济上的避难所。他们可以通过做慈善来为他们挣钱的行为来赎罪,一美元抽出五分钱做慈善。正因为如此,你就不能通过做慈善来挣钱,慈善是你用来赎罪的方式。

因此助人和挣钱就被分割开了。在400年的时间里面,从来没有一种想法是说,其实这样的模式的效率很低,而且是很不公平的。

第三段核心观点,关注慈善组织的日常开支的想法是有问题的。

这种思想被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保护了起来,“我的捐款的百分之多少给了实际受益人,而不是用在日常开支上”。

这个问题本身有很多毛病,我只讲两条:

第一条是,它让我们认为日常开支是一种负面的概念,也就是说日常开支不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受益人。

但是他们绝对是的,特别是当用在增长上面。

这种认为日常开支是捐款的敌人的想法建立了第二个,更大的问题, 强迫或迫使慈善组织放弃他们为了增长所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全部都被教育到,慈善组织应该花尽量少的钱在募捐活动本身上。

这里的想法是,你在募捐活动上花的钱越少,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钱给了实际的捐款受益人。

这个话是对的,前提条件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饼不能够变大。

但如果是一个符合逻辑的世界的话,投资在募捐活动上的钱会放大并且产生更多的钱,从而让整个饼变大。 那我们关注募捐活动成本的行为准确来说就是在帮倒忙。

在募捐活动上我们应该投资更多的钱,而不是更少的钱。这样会令投入的钱生出更多的钱,从而更好的帮助我们想帮助的人。

我这里给你两个例子, 我们运行的艾滋病骑行的公益活动,一开始的时候有5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在9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把这笔钱放大了1982倍,变成了1.08亿美元。 这些钱是在扣除所有的开支之后,可以直接被用在艾滋病的相关服务上的钱。

我们运转的三天乳腺癌的步行活动, 一开始有35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在5年的时间内,我们就把它放大了554倍,变成了1.94亿美元。 这也是在扣除所有的开支之后可以直接用在乳腺癌研究上的钱。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想解决乳腺癌的慈善家,哪一个方案听起来更好,出去把世界上最具有创新能力,最优秀的研究人员找来,给她35万美元做研究,或者给她一个募资部门,可以将35万美元的投入翻到1.94亿,然后用这1.94亿做乳腺癌的研究。

2002年是我们最成功的一年,仅2002年一年,我们为乳腺癌的研究就捐了七千一百万美元。

然后我们的慈善组织就破产了, 非常突然并且令人悲伤的破产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赞助商们抛弃了我们,他们不想和我们产生关系。

这是因为我们被媒体钉在了耻辱柱上, 我们投资了40%的收入在招聘,客户服务和募款活动上面 ,而且(非盈利组织)没有一种很好的会计方法来描述这种类型的投入会对增长带来的影响,所以他们全部都被划进了日常开支。

钉在耻辱柱上,在2002年主流媒体CNN是这样说的:

1. “他的家里停了一辆雷克萨斯的SUV”

2. “作为一个以捐款为生的企业,竟然聘请了知名建筑师去给员工修建可以把大多数500强企业比下去的办公室”

3. “每个夜晚都在活动场地设置小亭子,散发看起来很昂贵的小册子”

雷克萨斯是日本丰田旗下的豪华车系列,SUV起价约四万美元,正常配置会上到五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三十五万。

在一天之内,我们的350个雇员全部都丢了工作。因为他们都被标记为日常开支。

我们的赞助商试图自己去组织类似的活动,结果日常开支更高,最后对乳腺癌研究的净投入下降了84%,或者说6千万美元,这还说的只是一年。

这就是我们把道德和节俭划等号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被教导成,5%的日常开支的烘培义卖,在道德上要比一个专业的有40%的日常开支的募捐团队高尚。

烘培义卖是美国一种常见的慈善形式。一般在人群密集处,例如百货商店门口等地组织。烘培的一般都是饼干和蛋糕一类的甜点。


但是我们总是忽略的最重要的信息是,这个饼到底有多大?

如果自家烤的饼最终只能给慈善事业捐七十一美元,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上规模,但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可以捐出七千一百万美元,因为它已经做到过。

那我们想要哪一个饼呢?我们觉得饥饿的人会想要哪一个饼呢?

在宏观层面,我刚说过慈善捐赠是美国GDP的2%,大概就是三千亿美元一年,但是只有20%,也就是六百亿美元进入了健康和与人相关的服务业。

剩下的80%钱都进入了宗教,高等教育和医院里面。

而这六百亿美元的投入再分到类似艾滋病一类的社会问题上就远远不够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慈善捐赠从2%的GDP,通过投入到宣传一类的增长手段里面,就只增长1%的GDP,那就意味着 每年额外的1500亿美元 ,然后相应的比例可以进入健康和与人相关的服务业。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期待看到革命性的变化。

但是假如我们还在不断的以保持低日常开支为目标,强迫这些组织去减少投入的话,这些绝对不会发生。

我们这一代不想自己的墓志铭是“我们没有让日常开支上去”。

我们想要让自己的墓志铭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所以下次你再见到一个慈善组织的时候,不要问他们的日常开支占总收入的百分比,问他们的梦想,他们的苹果,谷歌,亚马逊级别的梦想是什么。

问他们是怎样衡量目前的进度和他们的梦想之间的距离的。

问他们还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来达成他们的梦想,而不要去管他们的日常开支是多少。

“谁管这些日常开支是多少呢,如果这些类似于艾滋病,乳腺癌一类的问题真的得到解决了。 ”----如果我们能有这种程度的慷慨,这种思想上的慷慨,那么非盈利组织就能扮演一个极为强大的角色,为所有国家的公民,迫切希望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人,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这种思想的改变真的能够成为现实,它将会成为我们这一代的光辉的遗产。

我们承担了责任,对这些被传递下来的思想,我们重新进行了审视,我们改变了它,我们重新发明了更适合人类生存的新的思考方式。它将永久性的改变每个人。

所以我想让这些孩子来总结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形。